三十年的走南闯北、东奔西跑,很少整理自己记忆的抽屉.在内心深处,有一块地方是不敢轻易翻动的。

真的有一种惭愧,觉得自己太过平庸.觉得毕业后的卷子答得不够漂亮,觉得在母校和老师面前拿不出手。

   真的有一种情结,在小有成就的时候感念她；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回望她—我是她的学子,这点痛算什么!—这种回望几多次地给我力量。但这种心灵的回望很少诉诸于语言文字,因为觉得最深挚的情感只适合藏于心底。

   接到顾漫红老师的电话,什么理由都不成其为理由了.小心翼翼地拨开尘封的中学时光,点点滴滴,波光闪闪,汹涌澎湃,感慨万千……

一、母校有两个美丽的名字

   母校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：三中。

   母校还有一个美丽的曾用名：衙前中学。

   当年我们背着书包、拎着盛了三两早米的铝制饭盒去报到的时候，母校的大名叫衙前中学。那时候，三中是她的曾用名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和我的同学，甚至家长、老师，好象更喜欢三中这个校名。

“你儿子读四年级啊？”“跳级上三中了！”回答这个问题时母亲一脸笑容。我知道母亲高兴不仅是因为儿子跳级，更因为儿子能读三中这所好学校。确实，在里坂沙地，在孩子们和家长们心中，三中都是一块金字招牌啊！

 尽管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脱口而出三中这个名字，尽管心里觉得衙前中学这个校名有点土，但招牌上、标语落款上、课本作业本上还是一概清清楚楚地写着：衙前中学。学校坐落在衙前公社凤凰山麓，初中部的同学多数来自衙前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，看门大伯、食堂师傅，以及作忆苦思甜报告的贫下中农都来自衙前公社的某个大队。

到了高中，工宣队进驻学校，而工宣队是来自邻近的杭州东升丝厂。虽说丝厂厂址就在坎山公社，但那个厂很大，而且直属杭州。还有，来上高中的同学不仅仅来自衙前，也不仅仅来自附近的坎山、昭东，还有新塘、来苏、石岩、夹照、党山……我们一下子有了五湖四海的感觉。我们还听说寿校长和以前被批斗的那几位校长级别都相当高。我们注意到一些老师的普通话带着陌生的口音，想必来自更远的地方。我们觉得衙前中学和别的公社中学不一样，好象高那么一截。我们仿佛望见了传说中的三中的荣耀，我们有些自豪起来……

其实，学校的所在地当时还降格了。城东、螺山、衙前三个人民公社合并成一个大公社—螺山公社，衙前只是一个片。

不过这好象与我们中学生关系不大。我们在这个曾经叫三中，当时叫衙前中学的校园内做广播体操、读书、开卷或闭卷考、出黑板报、开运动会……

后来不是中学生了，从凤凰山麓到萧山、杭州、北京、海南……离衙前越来越远了，衙前这个地名倒越来越亲切了。不仅因为知道她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，不仅因为知道她成了经济强镇，更因为那是承载我们少年时光、保存我们成长印记的地方啊！

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我越来越觉得衙前中学这个名字也如三中一样美丽。

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，浪迹天涯的我收到母校来信，信封和校友联系表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：萧山三中。

看信的那一刻，忽然眼眶潮湿，为了母校对学子的那一份牵挂，也为了母校美丽的名字。

      二、母校有一群听话的孩子

母校有很多很多孩子，一拨又一拨，我们是其中一拨：1970级初中—1974届高中。

母校在1970—1974，是怎样的情景呢？细细想来，似乎跟一些回忆文革的篇章里描述的不太一样。

或许是过了1967-1968那段激烈动荡的日子，衙前中学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平静的。我们1970年进校门的那一拨，也听说以前被打倒的校长是张峰，也看到重新出来工作的钱勤义校长身子已不够挺拔，但已经不是停课闹革命的时候，或者说是赶上复课闹革命的阶段了。校园内每幢房子的墙壁都刷上或贴上了毛主席语录，还有当时的宣传口号，都有那些句子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我记得校园内最漂亮最重要的那幢房子—教学楼左右两翼的朝南红墙上工整地写着“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”八个大字。

那时候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报告会，校内有，校外也有。记得有一次我还作为学生代表，坐着孙广权老师的自行车，去螺山公社听报告。

那时侯有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这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安排的学习内容。大概是因为要学工，后来在乌龟石下的旧庙内有了校办工厂，做扬声器。印象最深的是学农，校园内就开辟有一片菜地，学校还从附近生产大队请了农民当师傅。掘地、种菜、施肥、除草—我们师生全都卷起裤腿赤着脚，出大力，流大汗。学农的成果又送到食堂成为我们菜肴的一部分。一个月菜金才三块钱，我和同学拼一份，每人每月才一块五。如此便宜大概也有自己动手学农种菜的原因。喊着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，当然也学军。体育课有扔手榴弹（不会炸响的那种）的项目。学校背后的凤凰山上有部队用炸药、机械在挖防空洞。崇拜解放军的我还和新兵连河南籍的陈玉和排长成了好朋友……

不过那时侯还是以学为主（毛主席的说法，指以学习文化为主）。初中有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体育、农机（农业）五门功课。后期有英语。高中增加物理和化学两门。农业课相当于如今的生物课。懵懂好奇的我们，听着王晓台老师讲雄蕊雌蕊，还有点想笑，特别是想到旁边还有女生。我们忍着尽量笑得轻微，等到下课才跑到教室外，一边模仿老师的口音“雄蕊雌蕊—花粉花药（fa-fen-fa-yao）”，一边咯咯咯地笑着打打闹闹。

和今天的中学生一样，我们上课也是认真的。那时侯也评好学生，不叫三好学生，叫五好学生。哪五好，现在说不准了，但其中一定有--学习好--排第二的位置。

爬凤凰山是我们早锻炼的常规内容。凤凰山不高，但林木葱茏，岩石为峰，那是我们的乐园。喜鹊般唧唧喳喳嬉笑着往上爬，还没怎么喘气，春天的映山红或者秋天的黄叶就在我们脚下了……

寿校长还带领我们师生修整学校的围墙。我们搬来大大小小的毛石头，大的两人抬，小的挑一担。汗流浃背，但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颜。

……

笼统地说，我们在1970—1974的母校，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学并快乐着；我们是一群淘气的孩子，更是一群听话的孩子。

      三、母校有母亲般的老师啊

 许多学校，也包括我们的母校，在校庆宣传品中总是浓墨重彩地突出优秀毕业生。其实，走出同一所母校，多年以后再聚首，老同学之间说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老师。

1974届高中（3）班前年秋天在蓝天宾馆的同学会，请来了柳志刚老师和赵淡老师。

柳老师头发不再乌黑，但一说话，声音依旧浑厚洪亮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的那堂化学课。108种化学元素，化学反应，酸性碱性，酚酞试纸，石蕊试纸……可以说，在柳老师给我们化学启蒙之前，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几乎都不知道化学是什么。至于后来上大学中文系、毕业后当记者编辑的我，脑袋瓜里大概90%以上的化学知识来自当年柳老师的传授。柳老师是我们（3）班的班主任。如果柳老师吼一嗓子，分贝绝对低不了。如果只是如果。上课中气十足的他，下了课找学生谈话却总是和风细雨、和颜悦色。柳老师仿佛我们的朋友。

赵淡老师瘦了不止一圈，但一微笑，还是那么亲切温和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的运动场上。往往在我们越过横竿，冲过百米终点线的时候，不管这成绩是破了校记录，还是仅仅勉强及格，威严的赵老师都会给学生一个微笑。当年微笑的赵老师穿着一身深蓝运动装，胸前挂个哨子，何等精神啊！

真希望一句话、一个笑能让时光倒流。不能啊。很多老师没来，但学生没有忘记他们的模样。

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巫凌霄老师，写得一手特别漂亮的书法。看了巫老师的板书，平时写字潦草的同学做作业时也会打起精神，一笔一划。

“光辉的字写得比较好看。”想不到教（1）、（2）班数学的郭海萍老师会这样表扬我。这个表扬一直督促着我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写字一直不敢马虎对付。

教我们（3）、（4）班数学课的是孟水森老师，孟老师鼻梁挺拔，有点像莎士比亚。孟老师上课习惯拿一根教鞭，那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很酷。

还有，教语文的张汝扬老师，讲课时头总是微微仰起，旁征博引，抑扬顿挫，激情洋溢，说到激动处连外套都脱了……学生们跟着他的精彩讲述正在神游时，冷不丁张老师大喝一声：“shi-ga（萧山东片方言说‘这样’与叫牛蛙的发音相近）懂不懂？”全场愣住。片刻后，一片低低的笑声。

还有，也是教语文的孙炳勋老师，高高的个子，手拿课本，在课桌间左右两个过道里不停地来回走动，带我们跟上李白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脚步；进入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境界……可惜孙老师再也看不见学生写他的文字了！

“几年前我去看过方老师！”（2）班的曹志良同学很热情，知恩图报。“那时侯他的病已经很重，还一个个叫着名字问我们这一届同学的近况。”志良已经说不下去了，因为方老师也已经走了。是啊，方之跃老师，和蔼可亲，教政治，而且从初中教到高中。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，穿件灯芯绒衣服，个子也就刚到方老师胸口。有一次上课铃声响了，还在操场的我赶紧往教室跑。“噢！”差点撞到老师！情急之下竟脑筋短路，叫了声“姆母”（mu-mo,萧山的孩子大多发这样的声音招呼母亲）。好在声音不响，估计方老师不一定觉察学生的口误。

如果可以，这些文字就作为学生的一炷心香，供奉在两位永远离开我们的老师灵前。

我敬爱的老师啊，教我们知识，也教我们为人，谁说老师不像我们的父母？30年，从黑发到白发，母亲般的老师苍老了，而我们的母校永远年轻！

最后，学生泪眼朦胧，敲几行称不上诗的句子表达心情：

最远的

       是对您的回忆

       最近的

       是对您的想念

      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

       也走不出您的视线

       即使扑进您怀里

       也说不尽我的挂牵

    母校啊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高光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-2-9